唐玉兰工作室学员张媛2022年2月读书心得——读《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有感

                          唐玉兰工作室学员张媛2022年2月读书心得

                                                                               ——读《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有感

       在《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一书中，吴雪杉为读者主要梳理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长城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问题，亦即长城现代意义的观念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另一个被吴雪杉探讨的问题是，长城本身是一种视觉性的存在，又以视觉的方式（摄影、漫画、版画等）得到再现与传播，那么视觉图像与长城新观念的历史建构之间又存在何种联系。为回答这两个问题，吴雪杉老师搜集了近两百幅国内外的珍贵图像材料，在美术史和视觉文化的范围内讨论了长城图像的生产与传播，分析了民族话语如何通过图像得以有效表达，用丰富的材料为读者还原了抗战时期长城形象的转变及内涵衍生的过程。

      在《长城》的导言中，吴雪杉老师做了扎实的文献综述，肯定了林蔚、洪长泰、罗鹏等长城形象研究学者的功绩，同时也赞同了前面学者提出的“抗日战争促成长城转化成一个能够将中国凝聚为整体的象征物”的观点，但他意识到这个转变的历史过程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梳理。由此，吴雪杉老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完善该观点，以抗战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图片作为载体，对图像本身的生成及图像包含的意义作了充分的阐述，为读者解读了作为军事边界和政治产物的长城转化为作为文化产物的长城过程。

       现今，我们提及长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我们的国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想到中华民族，可以说，长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被标记成了民族的象征，这样的认知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长城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赋予的新的文化意义——民族象征。吴雪杉认为“长城——中国——中华民族”在观念上的连接并不仅仅体现在文字表达上，还常以视觉图像的方式来呈现，用长城图像来暗示或者表征一个民族或国家。而长城的文化意义相对独立于长城建筑之外，来自不同群体和文化传统在历史长河中对长城的书写与言说、理解与互动。与长城有关的一切象征观念及图像表达，都是在历史中层叠累加的结果（P5）。所以，吴雪杉认为对长城象征意义的探讨也应该放在文化史中，而非建筑史的领域之中。

       长城文化内涵的变迁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的。在摆脱了清朝统治之后，对于一个比其他国家更依靠统一强大的象征和文化等级来维持凝聚力的国家来说，中国或者说中华民族出现了真空，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率先开始将长城变成一种民族的进步象征（P5），而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从根本上确立了长城做为中华民族象征的特殊地位，更具体的说，把长城定位成一个民族身份的不可动摇的象征，是在日本军队1931年侵略东北后才被广泛传播的（P6）。

      长城要在现代性转变中获得象征性，首先得摆脱原先所具有的功能，即成为“无用”。吴雪杉采用霍布斯鲍姆的论证，并且将长城与埃菲尔铁塔作比，因为埃菲尔铁塔不仅是巴黎的象征，也是法兰西民族和法国的象征，他借用罗兰·巴特所指出的，“为了满足这种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纪念塔的巨大梦幻功能，铁塔逃出理性的束缚。为了成功实现这种逃脱，首要的条件是：铁塔须是一个完全无用的纪念塔。”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东北地区，占据山海关，使得长城作为军事边界抵御外敌的功能消失，在物质意义上的“伟大”被战火毁灭了，成为了“无用”。在这种情况下，长城被允许赋予一个新的象征意义，并在随后不断叠加的图像表达中成为民族的象征。正如人们都去观看埃菲尔铁塔一样，人们要参与到那个作为法国象征的巨大梦幻中去，通过这个梦幻去经历目光和智慧的冒险（P42）。这个时期，大量“血肉”长城的新图像产生，而新观念也得以借助画报、新闻图片、邮票、画布、木刻画、漫画等图像传播，比如《时事月报》上刊登的梁中铭的绘画作品《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血肉”长城的新图像展现了我军战士“敌有枪炮，我有血肉”的豪情，也让中华儿女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毁的可以是作为建筑实物的长城，但毁不掉用血肉筑成的新长城。至此，长城抗战的新闻报道将“长城”与“血肉”宽泛地联系在了一起。而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则体现了图像与声音的互动。不仅诸如陈烟桥的《抵抗之歌》《救亡之歌》等一系列作品能展现声音的视觉化，电影《风云儿女》的情节画面而在不断挑战图像和声音的传统边界，尝试跨感官的艺术实践，同时当时人对爱国歌咏合唱也有他们自己的视觉感知方式（P180）。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政府用国家机器宣传抗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口号。新的长城观念普及到了全中国，“长城”将“我们”与“中华民族”熔铸为一个整体（P336）。至此，图像将古老的、砖石的长城转化为现代的、血肉的“新的长城”。

       在书中，吴雪杉老师不仅探讨了欧洲国家和中国如何绘制长城图像，更是考察了作为中日战争中的另一方日方是如何理解长城，如何利用长城绘制图像的。他认为对于长城的现代意义的理解，日本及伪满国方面的情况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面向，因为长城现代意义的建构本身就是在一个世界性的背景里发生的（P84）。吴雪杉从日方及伪满国绘制的图像中发现，相对于中国始终以“我们”、“血肉”建构长城的新观念，日方及伪满国以对长城的实际控制为基础来进行想象，把长城“边境化”、“风景化”，这些都是借助国家权利和军事力量试图意识形态上建立一个乃至多个“想象的共同体”（“伪满国”、“大东亚共荣圈”）（P117）。然而最终这些想象也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在《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一书中，吴雪杉老师为我们讲述了“新长城”的观念生成史与图像发生史,即“砖石”长城向“血肉”长城、“人的长城”转变过程，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了长城文化意义建构的过程，深入知晓了图像之于观念的建构效力。